融资趋势抬头，但发展历程波折，托育行业路在何方？

国内托育行业正迎来发展岔路口。

日前，上海全日制托育机构“观化启蒙园”宣布完成 800 万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月初，早教托育服务机构十牛小镇获得数百万元人民币 Pre-A 轮融资。另据统计，去年国内托育行业完成融资 5 起，而 2019 年该行业完成融资 15 起。

从 2019 年的融资高峰期，到去年的突然降温，再到目前的逐渐抬头，资本流向引导着托育行业发展态势的波动。这其中，既有市场需求的带动，也有客观大环境的影响，而经历了一番浮沉的托育行业，也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成长局面。

相比其“近亲”——早教，目前国内托育行业的发展程度仍非常低。这是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异决定的。

在过往长期的计划经济环境下，托育服务主要由城市中的社区及国有单位开办的托儿所提供，受众也是以这些单位职工为主的城市居民及其子女。

然而，托育的理念基础是保育。保育是指对 0~6 岁的婴幼儿进行保护和养育，承担这一责任的可以是孩子的父母，也可以是专门的保育机构。当父母把这个责任委托给保育机构——特别是 0~3 岁婴幼儿达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标准，而家长又无法亲自照顾，托育服务便应运而生。

在此前提下，进入市场经济阶段，无论是老牌城市还是新兴的三、四、五线城市（镇），不同阶层的居民对托育的需求趋于一致，并且随着经济活动愈加活跃，忙于工作的家长更倾向于选择托育服务，这就促成了市场需求的爆发。

另一方面，基于对儿童成长的重视，各类监管政策均对托育服务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如 2019 年 10 月出台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在设置标准、备案管理、收托管理、保育管理、健康管理、安全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均提出了明确规定。

这些需求基础和管理细则决定了：托育行业首先是一个完全与市场接轨的领域；其次，相较其他硬性标准，传统保姆式的纯托管模式已无法满足新一代家长们的育儿需求。目前市面上规模较大、广受家长好评的都是托管结合专业早教课程的托育机构。对接受托育的孩子开展教育性质的服务，是托育机构之间拉开差距的关键要素。

本质上，无论是选择公立还是私营托育机构，家长们的托管需求必须由市场来满足。在安全、健康等管理标准非常明确且更易达成的前提下，居于市场竞争中的托育机构，也会选择具有极高操作自由度的教育服务这个细分项发力，以实现差异化、特色化服务目标，并借此建立发展优势。

此种情况下，未来的托育行业趋势无疑将与早教融为一体，既要注重对婴幼儿身体的养护，还要辅以科学的教育措施。站在家长角度，则更希望孩子在托育机构中获得身心全面成长。

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托育服务的运营需要以集约化为前提。原因在于，该服务的地理辐射范围非常有限。

如《上海市 3 岁以下幼儿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对托育机构的规划布点就明确规定：应根据当地街道、乡镇的发展规划和实际需求，结合社区人口发展趋势、城市交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托育机构（不含托育点）服务半径宜为   300-500 m。与距离规定对应，按照服务居住人口 3001~6000 人的极限，该标准要求全日制/半日制托育机构的最大班级数为 5~7 个，最多招收 81~140 个儿童。

类似规定意味着，托育机构注定以点状分布于城市中，这也给运营机构提出了必然选择——通过集约化打造强实力中枢（总部），然后以可复制的扩展模式（自营或加盟）抢占市场，进而收获规模化效益。

这也解释了，近两年新获融资的托育机构，仍以建设“内功”为首要目标的现象。如观化启蒙园创始人朱辉表示，天使轮资金将用于托育高级人才的储备和新园投资。

当然，作为“历史悠久”却始露头角的新兴业态，选择引入资本走上集约化发展道路的托育行业，也会迎来一场业内“乱斗”。

一方面，一、二线城市的成熟头部品牌势必会向三四线城市进击；另一方面，同一地域的机构之间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博弈。这种纵向和横向的争斗，既源于托育深度依赖线下场景的服务特质，也是行业格局重划的必经历程。

较之更重要的，是用户在这种行业变迁下的权益保障。尽管各种监管政策相继出台，未雨绸缪地为托育服务及时划定了运营标准，但机构如何避免在商业利益的裹挟下罔顾标准、不将盲目逐利和保育责任本末倒置，仍是需要各方时刻警惕和关注的焦点。

虽然当前国内托育行业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但各项利好也在推动其进一步走向成熟。

首先是政策鼓励、尤其是普惠托育政策的提出。

基于人口增长等国情需要，2019 年，国家密集出台《育婴员、保育员国家职业技能新标准》《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等一系列政策，从监管层面为托育行业的发展厘清了具体界限。

其中，《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要求，围绕“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社会运营、普惠可及”，深入开展城企合作，支持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惠性托育服务项目。同时，由中央与地方合力，向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社区托幼服务设施等提供投资、金融土地、人才、卫生、消防等全方位支持，包括由中央预算向承担一定指导功能的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 1 万元补助。

其次，从行业衔接角度看，现有的早教、幼儿园教育均已发展成熟，对于有实力、有意向切入托育领域的早教机构和幼儿园而言，将业务延伸至托育阶段，既可拓展用户规模，又能将自有资源进行最大利用；反之，在政策利好和市场需求持续显现的机遇下，托育机构在做好基础业务同时，可逐步探索建立早教业务，以便建立长期用户群体。

值得关注的是，统计显示 2020 年全国新增托育机构 13502 家，是 2019 年 3739 家增量的近 4 倍。与之对应，对接资本市场、相关从业机构不断获得融资，表明托育行业正在凝聚更大发展力。显然，当下摆在各个托育机构面前的发展路径选择较为多元。如何兼顾托育业务的多重内涵，满足资本、用户的核心诉求，不仅是托育机构需要应对的挑战，也是这个行业的整体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