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河补习班》这部影片中，人物塑造相当脸谱化。一是以教导主任阎主任为代表的“应试派”，一是以邓超主演的父亲、工程师马皓文为代表的“素质派”。现实中也会存在这两种类型，以及在中间摇摆不定的人，如很多家长在观念上是素质派，但在行为上却变成了应试派。
我们知道，这两者都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分别对应的是基础教育的两种功能：选拔与培养。
著名科幻作家、目前在教育领域进行创业实践的郝景芳说道：“以选拔为目标的教育系统设置，基本排除掉大部分人生理想。”[1]在社会整体处于发展阶段，存量资源有限、世袭与市场化竞争并行的现代分配制度下，教育的选拔功能，是由生产力发展和分配关系明确这两者反向决定的。作为一个被明确定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功能，无疑是选拔。
选拔则意味着竞争，竞争则有优胜劣汰。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即便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只有50%-60%。
（图1：中考及高考情况）
这样的压力向下传导，至小升初、幼升小。我们应当看到的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在随着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趋向于少数人手中[2]。于是来自于起跑线的竞争，只会愈演愈烈。
（图2：自上而下传导链条）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的选拔功能一目了然。电影中所正面倡导的“培养”功能，只能意味着牺牲资源占有为代价。今天的中国，承载着14亿人口的发展期待，如果无视教育的选拔性，而是一味强调培养，无疑是徒劳之举。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看，“选拔”是否真有那么残酷，需要通过无数遍的刷题、各种死记硬背、超负荷的学习来完成？这也是电影给我们传递的一种“刻板印象”，即应试的一定是不好的，是反人性的。学生毕业以后通过撕书来进行宣泄，学习是一种负担。
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一个叫做“选拔效率”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国家机器、教育服务提供者，还是作为家长和学生个体，都身处此局中。左极端情况下所有人轻松减负，右极端情况下所有人满负荷运转，所有中学变成毛坦厂为代表的高考工厂。而博弈论告诉我们，群体博弈的结果无疑是后者。
我们所要避免的，便是右极端情况。提倡教育的培养功能，或许能实现这一点，但更有价值的，则是提高选拔效率，以更低的社会整体成本来承载教育所不得不承担的功能。
在公办体系的基础教育领域，即通常所说的“K12”领域，交付形式相对固定，都是通过固定老师、固定同伴、固定消课的“三固定”模式，并且一固定就是3年-6年，难以改变。公办体系的效率提升之处，则是在于B端的技术手段应用。创新的力量，则需要资本加持的市场来提供，硅谷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如以七天网络等为代表的智能阅卷和题库，以雪松湾为代表的智能测评系统，以校宝在线为代表的教学教务信息管理系统等等。通过科技的力量，提高教、学、练、测、评的各个环节效率，减少学生的重复劳动，或许是实现“减负”的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另外，高考制度的革新，也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如目前正在推行的新高考政策等。
在非公办体系的基础教育领域，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课外辅导”，也是人们经年探讨的问题。电影中由父亲马皓文本人提供的课外培训，则是大多数家庭所不具有的条件，无论是时间、精力、能力都有条件限制。于是这样的刚需驱动了万亿级的教育培训市场，出现了如好未来、昂立、精锐这样的上市公司。这也是世界范围内，教育界、资本界普遍探讨的问题：“课外辅导在世界各个城市都根深蒂固，并且普遍存在。”（Eilor，2007）
（图3：韩国K12参培率的增长）
“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在一些情况下,课外辅导成了主流教育的替代品。特别是临近重大的外部考试时,一些国家的学生也许认为学校不 太能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因为学校必须服务于一系列广泛的需求,社会和政治目标也更加广泛。在土耳其，这种情况达到了极端，学生付费购买医疗记录，以便能够不去上学。特别是在参加中考和高考的学期, 学生全力以赴地到课外辅导中心上课,并在家备考,而不是全力以赴地 到学校上课。”［3］
从这些只言片语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这样的事实：市场化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相较于公办教育体系，更具有效率。这一点，我们在其他行业也得到了印证。制度层面鼓励发展这一类服务，无疑也是在提高选拔效率。我们今天能看到，线下的一对多、一对一等多种培训机构根植于各线城市，在线直播、双师、录播课、翻转课堂等多种形式的区别于公办体系之外的基础教育供给如漫天繁星，另有如ClassIn这样的在线直播工具帮助传统线下机构进行在线化。国家无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逐渐出台政策规范这一市场化行为，发挥正的外部性。[4］
总之，中国基础教育的整体脉络，与其强调淡化选拔功能而发挥培养功能，进行这样不切实际的口号空谈之外，不如思考如何在制度层面提高选拔效率，充分运用技术、发挥市场创新力、均分教育资源。将生死擂台的血腥味去掉，便也是一件利在千秋之举。
《银河补习班》中的父亲，从剧情中我们没有看到对其子马飞的学科培训，而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工程类）和思维方式的培训（自己动脑子）。这两者对应的，便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STEM教育”与“能力型教育”，或者说“能力教育”。
STEM教育是素质教育中的子集，其对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思维的教育，强调工科领域的动手能力，是传统学科应试教育所忽略的。今天的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即使有一批少儿编程的公司斩获巨额融资，即使探讨的热度居高不下。具体表现为居高不下的获客成本，与首单亏损的UE模型。在线编程相比于去年已有降温之势，即便头部公司融资也未能十分顺利。线下的STEM教育，相比于线上获客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但仍占比相对较高，并且单店爬坡需要一定周期。我们能看到STEM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距离井喷期还有一定距离。
而即便是兴趣类的素质教育，如传统的琴棋书画这样的技能培训，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处于行业早期。具体体现在，中国没有一家素质教育领域的上市公司。即便各个领域都有已成规模的企业，如上百家美术加盟连锁的蕃茄田、国学教育的领先品牌秦汉胡同等，整体市场仍处于培育期。
如前所叙述的，基础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选拔，带来的刚需催生了课外培训市场。素质教育领域，刚需性没有那么强，学生在达到一定年龄（如三年级）之后，首先面临的便是时间分配问题。抢夺时间的，无疑是课内的作业，与学科的课外培训。然而我们知道，素质教育也承担了部分选拔功能，如美术、音乐领域中的艺考等。通过艺考进入985、211院校中的艺术专业学院，也是一部分人们的上升路径。古代的“武举”同样是提供一条区别于科举的通道。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淡化了“分数”这一硬性指标，但素质教育仍然离不开“选拔”的影子。然而从素质教育到“能力教育”，则是淡化“选拔”这一功能，回归到“培养”上。在电影中，父亲告诉自己的孩子“要让脑子转起来”，便是一种引导式的教育，培养其思考能力。能力教育，更多地是教育孩子思维方式、对世界的理解、对方法的运用，更加接近教育本质，也是整个教育演进的方向。
在美国，“能力教育”的实践者有之，如Minerva。在中国，则有探月学院、未来学校X School等这样的一些先行者。“能力教育”属于并行于选拔式教育之外的一套体系，也属于发展的初期。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也属于此范畴。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内，职业教育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如德国的“现代学徒制”，能够培养出能够生产世界领先工业产品的工人。
年初国务院印发的“职教20条”［5］，则显然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进行的大国举措。在“选拔”体系之外，独立打造出能够对人们进行“培养”的体系，落脚点便是职业教育。传统的中职、高职只能培养成一些低端技术的工人，高校所学知识也和市场多有脱轨。而当产教融合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体系能够使得产业与学界无缝衔接，那么对个人发展、社会繁荣等来说，则是更大的促进。在电影中，“宇航员”这一职业，显然不需要人们通过12年的基础教育，而是另一条独立发展路线。同样地，每个职业，都有对应自身属性的需求，对应的教育路径也将逐渐变得清晰。
至此，我们从公办基础教育、市场化提供的教育培训，论述到了STEM教育、素质教育，再到创新教育、职业教育，基本可以看出中国目前阶段的教育全貌，与接下来的演进方向。
